年，上海暴发了一场甲肝流行疫情。
与今天我们面对新冠疫情一样，当时，面对突如其来的甲肝疫情，医学并没有特效药……
面对疫情，信心就是最好的特效药。
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打响了“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”，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。
本文作者当时任上海市政府主管卫生工作的副市长，经历了整个甲肝疫情的全过程。
掌门人从《上海文史资料》中，选摘了她的亲历记的一部分，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中获得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。
一方“安慰剂”
病人无疑是要吃药的，很多人认为板蓝根可以治甲肝，因此都普遍给病人服用板蓝根。各地生产的板蓝根一下子都运到了上海。
即便如此，还是供不应求。后来我建议，把菌陈、甘草、大黄等中草药放在一口大锅里煮，到吃药的时候每人能分上一碗。说实话，每人喝的这碗药里究竟有多少药的剂量，我们并不去计算它。甲肝没有特效药，重要的是让病人卧床休息，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、维生素C，每两周查一次血。但不给病人吃药不行，病人不理解没有持效药，所以，给他一碗清热去湿的汤药，告诉他这是治疗甲肝的药，他就安心了，这是一方“安慰剂”。
甲肝是一种能自愈的疾病，绝大部分病人被隔离20来天，就可出院在家休养了。
甲肝流行后不久，出现了死亡病例。一时间，社会上流传着关于死亡数字的多个版本，造成了部分人群的恐慌心理。这场甲肝暴发，共有31例病人死亡。我们对这些死亡病例作了调研分析，发现这31例死亡患者都有一些慢性病，如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，有的原来就患有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等。从总体上看，全年31万甲肝病人中，仅31人死亡，这个死亡率还是很低的。
这场甲肝暴发，来得快，去得也算快。到年3月上旬，疫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。
小平关怀
那时人们怕传染甲肝气氛特别紧张，如果听说某户人家出了甲肝病人，同一幢楼里的居民上下楼都不敢摸扶楼梯栏杆，有病人的这家会很快被周围人“孤立”起来。所以病人一旦得病，就要为家人、为楼里的邻居考虑，医院。由于床位供不应求，甚至发生了不少病人和家属跑到病房抢占床位的情况，引起了争执和吵闹，医院便不得不请来警察帮助维持秩序。
对甲肝的恐慌心理很快从上海蔓延到了兄弟省市。那段时间，外地人不愿来上海，上海人在外地受到“歧视”。
一时间，兄弟省市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，把上海人视为肝炎的传染源。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；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；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“上海生产”的食品，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。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，迎接他们的往往是“客满”；上海人出差在外，上馆子吃饭，服务员连连谢绝；上海人到北京开会，会场更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。工作人员看见上海人，就好像看见甲肝病毒似的。外出的遭遇令上海人很不高兴，于是就把“不高兴”的账算在了卫生部门头上。
就在上海被扣上“瘟疫”帽子的情况下，邓小平同志决定要来上海过春节。上海市委的领导很是担心，怕他来上海可能会染上肝炎。我做过医生，根据我的医学知识，我认为，其实并不需要担心，预防人与人传染甲肝的卫生措施就是“饭前便后勤洗手”这么简单。
市委研究了这个问题，认为如果小平同志在这一非常情况下还来上海过节，我们要十分重视他的健康。其中提到的一点就是，以前每次文艺演出结束之后，小平同志都要上台和演员们握手，这次就请小平同志不要上台和演员们接触，演员们也不要到台下回小平同志问好。
就这样，小平同志来上海过春节，这对上海的干部和群众起到了安抚的作用，对全国人民而言也是个很好的示范。
年4月14日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朱镕基，副市长谢丽娟（左二）与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上海“爱国卫生月”活动。
本文作者谢丽娟，曾任上海市政府副市长，全国政协常委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，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、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主委，全国妇联副主席。
（原文刊于《上海文史资料选辑》第辑，本号转载时有删节。）
来源：掌千秋
编辑：莫愁